两亿“灵活用工”获得政府“背书”
作者:杨云飞      2021-07-14 15:48:47
导读:

北漂十多年的江涛今年45岁了,目前是某社区团购平台的一名员工,同时他还有另外两个身份是滴滴司机和即配骑手。作为全国两亿“灵活用工”大军中的一员,江涛每天早上六点半会打开滴滴APP开始抢单,目的地是他工作单位附近的地铁站,在早高峰期他往往很容易抢到这趟单,把乘客送到地铁站后,他便开车去公司上班。

每天晚上五点半,下班后的江涛简单吃个晚餐后,换上衣服,骑上电动车,摇身一变又成了一名“骑手”,穿梭在大街小巷,直至晚上10点左右才回家休息。“社区团购员工、滴滴司机和即配骑手,这三重身份让我每月收入可以达到1.2万元左右。”虽然有时感到辛苦和压力,但较为可观的收入让江涛感到满意。

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,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高达两亿,占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一半左右。所谓灵活就业,是指以非全日制、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,我们常说的兼职、自由职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劳务派遣等等都属于灵活就业。58同城招聘研究院《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》显示,灵活用工招聘需求主要集中在餐饮配送、家政服务、共享交通、物流仓储、数字营销、直播/短视频6大领域;在薪水上,2020年前三季度,灵活就业司机类职位支付月薪较高,平均超过1万元。

在蓬勃发展的背后,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:与固定工作相比,灵活就业虽然工作时间和地点更自由,但相应的工作和收入也更加不稳定,同时也缺乏归属感、职业安全感以及正式员工享有的福利待遇。

随着我国政府部门对于灵活用工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不断提高,可以预见政策支持力度也将增强。而未来,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们那份无处安放的“安全感”会得以提升吗?

社会结构变革的必然结果

过去,企业习惯于将人力资源“占为己有”。但随着行业竞争压力的不断提升,企业为了降低经营成本、提高效率,降低社保和公积金等支出压力,开始采用劳务外包,把人力资源作为非核心业务“甩给”劳务公司。

与此同时,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,“灵活用工”的发展日益繁荣。例如美团、滴滴以及一些家政平台,天然适合灵活用工模式。而就物流行业而言,一些加盟制物流及快递公司,包括“三通一达”在内,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层级制度下的灵活用工模式。

“灵活用工是社会结构、企业结构、服务结构变化下的必然结果,符合新业态的发展需求。”日前,天津德利得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恽绵对《中国物流与采购》杂志记者表示,灵活用工这一模式,是在劳务外包或者临时工模式的基础上演变和升级而来的,但其打破企业边界的社会性劳务服务形式没有变化。

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近期发布的《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(2021)》蓝皮书,2020年中国企业整体采用灵活用工比例达到55.68%。这个比例较2019年增加了约11%,超过3/4的企业主要是出于“降低用工成本”的目的使用灵活用工。

“新就业形态”不仅有效缓解了灵活就业个体的经济压力,还强力推动了整个共享经济的快速增长。根据美团发布的《201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》数据,2019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人数达399万人,同比增长了23.3%,同时56.8%的外卖骑手实现省内就业。与此同时,人们的就业观正在发生变化中,劳动者正越来越倾向于弹性时间的工作方式。

实践证明,灵活用工模式具有较强的生命力。尤其在去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,灵活就业在解决劳动者生计的同时,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,成为吸纳就业的“蓄水池”。

对此,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研究所所长洪涛分析总结,目前来看,灵活用工模式对社会发展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:一是疫情期间,缓解了当时停业的餐饮企业的燃眉之急,稳定员工队伍,避免裁员潮,也不用担心劳动力流失;二是解决电商新零售平台特殊时期的“用工难”问题,即“招工难”问题,得以保证正常的市场供应;三是构建跨多个行业的临时用工生态,推动灵活用工高效化进程。在他看来,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,采取劳务外包的方式,以及更松散的灵活用工方式已成必然趋势,“灵活用工模式具有弹性,增强企业竞争力,有利于企业发展。同时也有利于供应链竞争,形成良好的生态链、生态圈。”

缓解“招工难、用工贵”问题 

不久前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“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‘最缺工’的100个职业排行榜”显示,“快递员”“包装工”排行进入“前十”。对此,有专家认为,年轻人就业观念发生转变,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缓慢,成为其招工难的主要原因。

有时候,为了完成客户企业的招聘任务,成都新蓝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涵枫不得不赔钱“抢人”。“当市场行情已经涨到4500/人/月时,企业只能给出4000元的招聘费,我们不得不自己贴500元去完成招聘任务。”朱涵枫无奈的告诉《中国物流与采购》杂志记者,因为不想失去大客户以及“宝贵”的人力资源,毕竟还是要长期参与到这一行业竞争当中。所以,有的时候不得不做一定程度上的妥协,“赔本赚吆喝”。不过在他看来,短期亏损也是很多劳务公司不可或缺的经营策略,“有时候一年亏七八个月,但在用人高峰期时,又可能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把前期亏损的部分赚回来。”

以服装行业为例,向来有着明显的季节性特征,虽然现在运营平台化导致淡旺季并不是特别明显,但在电商平台大促的时候,的确面临招工难的问题。比如在618、双十一这样的销售高峰期,每天的物流作业量是平时的100倍左右。“我们涉及到需要灵活用工的岗位主要包括客服人员以及物流人员。” 森马电商物流总监胡宏峰向《中国物流与采购》杂志记者介绍说,他们的物流作业主要集中于商品的收、发、存、退作业环节上,包括打包、封箱、推车、拣货等作业岗位。

但这部分人恰恰又很难招。具体而言,因为一般一个区域的外来常住人口基本是稳定的,因此在平台大促时期,就需要从外地补给大量的短期从业人员,这就需要用工企业给他们解决食宿、交通、住宿等问题。“如果没有足够的住宿资源,用工企业还得给他们租住宾馆,这些成本无论是对劳务公司还是对实际用人单位来讲,摊销下来都是非常大的。但是,在用人高峰期又不得不用。因此,用人单位不得不考虑用工成本、用工效果、服务达成三者之间的均衡。”胡宏峰透露,灵活用工大概占到他们全年用工时的30%~40%。

具体而言,他们主要是通过与劳务公司和校企合作的方式,引导当地高校的学生在合适时间到他们公司实习、打零工。“其实,灵活用工涉及到企业作业规划的问题,这里面有任务产生和解决能力平衡的问题,比如任务产生很平稳,实际上几乎没有必要去招大批的灵活用工,但是如果波峰波谷差别很大,那用工量级就会差很多。”胡宏峰补充介绍。

目前,用工市场甚至已经进入“工人挑老板”的时代。正如朱涵枫所言,现在的蓝领已经逐渐掌握了主动权。毕竟,现在80后、90后年轻人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,思想观念也越来越新潮,他们不再会像父辈那样不计劳动成本、不讲劳动条件、不怕苦累的打工挣钱。他们也越来越明白,劳务公司通过他们赚钱,企业又非常需要用工,因此往往会在“货比三家”后,选择开价高的劳务公司。

据了解,目前,劳务公司之间的竞争主要就是“价格战”。“在618或双十一,我们每为平台招一个人最多挣20块,这样招100个人,我们也就挣2000块,对于我们来说费力不讨好。但我们依然坚持在做,是因为这样的订单可以活跃我们的潜在用户。”因此,朱涵枫更倾向于为电子厂招工,“相较而言,他们本身给出的薪资会高一些。”

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出现相应市场变动风险,不可能静态不变,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、发展方式转换的过程中,这种风险相对较大,并且日益常态化起来,因此生产和流通企业必然会发生用工变化。”洪涛表示,一方面,我国虽有2.8亿农民工保障用工,但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,乡村振兴成为主要任务,一些农民工选择回乡建设,用工选择对象的减少成为当前发展趋势;另一方面,劳动力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,人口红利下降、人力成本上升、人才结构矛盾等问题日益突出,也是造成工厂招工难的一个因素。

顶层设计呼之欲出

灵活就业已成群众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。5月12日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,确定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。

“国常委为灵活就业出台措施这一举措,无疑是对灵活就业这一用工方式的认可。”在恽绵看来,国家为灵活用工“背书”,证实了其合法性,首先是给灵活用工企业吃了颗“定心丸”——可以不再受劳动合同法的约束。“因为如果仍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,灵活用工是不合法的。”从这个角度来说,国家是在支持打破原来的组织形式与边界的创新,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,支持面对新时期的人力资源组织形式的创新,这是政策的进步。

“在行业发展初期,国家给互联网平台这一新型的商业模式充分的创新发展的机会;然后,在行业稳步发展同时,再根据行业运行中出现的安全问题和合规性问题进行规范指导,出台相应的文件进行规范。”业内分析人士认为,现在对于灵活用工,必然也是需要国家给予充分的发展空间和政策引导的。

对此,洪涛的观点是,国务院常务会提出支持灵活就业的三项措施,首先说明对于“灵活用工”的就业模式是肯定的,它与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合宜的。同时,在灵活用工模式下,需要保护好劳动者的切身利益。在三项支持措施中,“推进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”十分重要,因为餐饮、外卖、快递等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需要保障,且在当前是一个短板,需要有社会保险支持、财政支持、金融支持。

“当前,我们的用工方式主要分四种:第一种是公司自己招聘的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;第二种是劳务派遣用工;第三种是劳务公司提供的长期外包工;第四种是劳务公司提供的临时灵活用工。而像我们这样大型的受季节性影响很强的行业和用工单位,必须考虑在用工高峰把比较大的一部分非主营业务进行外包,灵活用工的招聘和资源找寻首当其冲是需要进行外包的。”胡宏峰推测,劳务合同法肯定会根据当前的人口情况,用工资源,和新的用工模式进行逐年优化调整的。

另外,胡宏峰还认为,目前灵活用工行业有个“怪圈”:那就是用工企业没有足够的临时用工资源、作为临时的员工在作业期间也没得到很大的实惠、外包方劳务公司也会抱怨临时工辅助摊销费用非常大(比如招聘、交通、食宿摊销等),实际核算下来并没有很高的利润;而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,资源的需求和提供两端不能很好地匹配。

综上所述,他建议国家积极引导劳务组织构建相应的信息共享平台,从而解决灵活用工的需求端和供给端信息“透明度”的问题,以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。

“灵活用工模式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继续沿用下去,为此,应保护灵活用工制度参与多方的利益,特别是用工人员的切身利益,这样才能促进灵活就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。”洪涛认为,当前,灵活用工制度还处于实践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中。

近两年,党中央、国务院相继提出“六稳”“六保”,均将“稳就业”和“保就业”问题作为首要任务。灵活用工可以说是2021年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。在今年的两会上,稳就业再度受到关注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布,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,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,大力支持企业灵活用工。

当前,政府和企业都在积极推动灵活用工的发展。但其尚处于新兴发展业态的初级阶段,今后将有非常大的空间值得业界探索。(本文刊载于《中国物流与采购》杂志2021年第12期封面专题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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