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底，河南永城女车主刘温丽在提前购买了罚款“月票”和“年票”的情况下又要被罚款，经多次与执法人员协商无果，一气之下喝下农药，险些丧命。公路“三乱”问题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。

早在1994年，国务院就下发了《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》，明确提出坚决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、乱罚款、乱收费的行为，并严肃查处。时至今日，国家对公路“三乱”问题的治理，已经整整二十年。但国家的治理并未有效制止“三乱”，反而是越治越乱。近年来，河南368万元天价过路费、河北13万元天价拖车费、河南女车主服毒等案例，频频见诸报端。

大多司机默默忍受

刘温丽服毒事件最早是由有“货车维权第一人”之称的王金伍曝出。王金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货车司机在收到罚款单后，有的痛哭流涕，有的生气怒骂，但服毒事件还是极端个案。根据本刊记者了解，去年11月14号，女车主刘温丽和司机郭万里驾驶运载石料的货车，行至永城公路段，因为超载被当地运政和路政执法人员拦下。刘温丽向执法人员出示了此前购买的超限罚款“年票”和“月票”，但他们却被告知，虽然有票，但必须再次罚钱。双方僵持几小时后，情绪激动的刘温丽买来农药喝下。经过抢救，车主刘温丽最终转危为安。

此事发生一个月后，河南省政府组成的调查组公布了对“女车主喝农药”一事的调查处理结果，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永城市公路局流动治超大队的7名执法人员被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，同时对永城市政府及交通系统16名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分别给予撤职、降级、记过等处分。

王金伍说，大量公路“三乱”现象充斥了公路货运市场，让司机苦不堪言。“以天津宁河县为例，该区域公路三乱已经成为赤裸裸的抢劫。”根据《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查处非法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规定(试行)》，对经检测超限重未超过10%的，给予批评教育后放行。换言之，超载10%以内不进行罚款。但是在天津宁河，即便是超载200公斤，罚两万元、三万元也是非常平常的事情。在天津宁河县存在这样的顺口溜：货车进了宁河县，如同困在阎王殿，若被路政拦截，半年辛苦被劫。在去年12月份，王金伍向宁河县财政局申请公开宁河交通局罚款的具体数额，但遭到宁河财政局的拒绝。目前，王金伍准备起诉宁河财政局，并在微博上公开寻找代理律师。

“在面对公路三乱时，大部分司机都是选择交纳收费、罚款，并保持沉默。”王金伍说，大多数普通司机法律意识欠缺，也没有申诉途径，往往会选择息事宁人，至多是找他帮助维权。以女车主刘温丽为例，她已经准备卖掉两辆货车，以避免可能遭到报复。在王金伍看来，没人敢报复刘温丽，她拿到了很多司机梦寐以求的“执法监督证”，这意味着她在公路上遇到麻烦，可以直接拨通相关领导，但他无法说服刘温丽及其家人。“如果全国1%的司机像我一样维权，可能公路三乱会减少80%。”王金伍说。

王金伍的话在记者的采访中也得到了证实。上海快捷快递有限公司副总裁林琛对本刊记者表示，公司在进行干线运输时，经常遇到乱收费、乱罚款的现象，但是并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快捷快递通过在罚款区域内的兄弟公司来解决。当地公司对交警、路政、运管等管理部门比较熟悉，通过他们来解决问题，有可能降低罚款的数额。“我们也会在自己熟悉的区域帮兄弟公司解决问题。”

万家物流董事长范立军也告诉本刊记者，万家主要的配送区域为华东地区，相比于其他区域，华东地区的公路“三乱”问题比较少。“可能是华东地区的执法比较严格，也可能是华东地区政府部门的财政负担比较轻。”不过，对于公司每年因公路“三乱”支付的资金，范立军并没有统计过，主要是一些运输业务承包给了个体司机。在司机们遇到数额巨大的罚款时，也会向公司进行求助。“其实公司也没什么办法，只能找当地的熟人或者兄弟公司，尽量少缴纳一些费用。少罚一些，我们已经很高兴了。”

面对这种情况，王金伍加大了自己维权的力度。偷拍、偷录了大量证据，并开设培训班，帮助司机进行证据收集。而在刘温丽服毒大约一个月后，王金伍联合3000名司机，在网络上发布了《千余货车司机签名仰望交通部长倾听苦衷(有真相有图片)》，并将公路“三乱”总结为十种表象。“多一份抗争，就多一份对司机权利的保护。”

根源在于体制

对于已经有8年维权经历、代理投诉2000多条的王金伍看来，公路“三乱”的根源在于多头管理。目前，公路收费、罚款最主要的机构有交警、路政、运管、城管、收费站等五个部门。这些部门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出发，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。“罚款已经成为部门、地方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。”

王金伍说，目前全国上路执法的交警协警有100多万，路政、运管等人员的数量也在20～30万之间，但只有一部分人员工资是由财政负担，其余很大一部分由罚款来解决。公路“三乱”让司机们怨声载道，却养活了大量协警、路政和运管人员。曾有媒体报道河南商丘梁园区一段100多公里公路，有200多名执法人员。梁园区交通局局长张剑河解释说，公路局和运管局近2000人，除了领导班子的工资由财政补贴外，两个二级机构人员的收入主要自收自支。正是这种“靠路吃路”的管理体制，让子虚乌有的“违章”“超载”成为这些部门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。河南省交通厅一位官员曾当面回应王金伍，路政人员也需要吃饭，如果裁掉他们，他们就会去上访。

因此，这些部门都在制定规章制度，并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权限。2004年《道路运输条例》出台，交通部门下属的运管部门成为独立执法主体，罚款权限在10万元以下;2011年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出台，原本主要管修路的路政又成为独立的执法主体，罚款权限在3万元以下，2009年“费改税”后无处就业的养路费征稽人员又转做路政。

而这个过程中，各部门依据的法律和处罚标准又互相冲突。王金伍在《千余货车司机签名仰望交通部长倾听苦衷(有真相有图片)》中指出，以对车辆改装为例，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规定处罚标准在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，《道路运输条例》的处罚标准为5000元以上两万元以下。同样是超宽、超高、超长，《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》规定最高罚款200元，《公路法》则规定最高罚款3万，后者比前者高出150倍。

王金伍说，司机肯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，但是也要在法律法规范围之内，而这些由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，尽可能的考虑了自己的利益，而疏忽了法律的权威性。既然超载是违法的，对超载的管理也有交警、运管、路政等多个部门，执法人员众多，应该深入到货运的源头，直接制止超载。只要超载，就禁止上路，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多超载现象。“现在的情况是，只要罚款就能上路，执法者的目的是罚，不是管。而货车超载1吨要罚钱，超载10吨也要罚钱，司机为何不超载10吨。以罚代管的方式反而使超载现象变本加厉。”

范立军同样认为，执法部门都有各自的利益，体制的问题不改变，公路“三乱”问题无法根除。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则认为，要治理三乱，政府和企业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。一是管理层要规范，不能多头来管理，最好由一个部门管理。二是流通企业、运输企业的管理也要尽可能规范。价格由市场决定，企业都不超载同样可以赚取利润。

王金伍表示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国家在进行逐步深入的改革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各个方面。收费管理体制已经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，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。“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这方面的改革能有所突破。”